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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路——文物里的中国通史(全六册)》(英文版)

作者:中国国家博物馆 定价: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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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中国国家博物馆

 本:16开

 数:1872

印张数:117

定 价:4800元

出版时间:2021年7月

ISBN 978-7-5054-4555-0

 

作者介绍

中国国家博物馆,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东侧,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现为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现有藏品140万余件,拥有丰富的研究资源、扎实的研究基础和雄厚的研究力量,努力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内容介绍

《华夏之路——文物里的中国通史(全六册)》(中文版、英文版)精品丛书,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按历史年代分为“旧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西周至战国时期”“秦朝至南北朝时期”“隋朝至唐朝时期”“五代十国至元朝时期”“明朝至清朝时期”六卷。

全书以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品为主线,以2333幅珍贵文物图片为主要见证,系统介绍中国从170万年前的远古时期直至清末的悠久历史文化,多角度展示先人们为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付出的艰辛、智慧,以及博大多彩的华夏文明,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文物视角的中国古代通史。全书力图引导读者重温先人的足迹,从而探求根脉,传承中国历史文化,培养文化自信,助力中国的伟大复兴和世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本书按历史年代分为“旧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西周至战国时期”“秦朝至南北朝时期”“隋朝至唐朝时期”“五代十国至元朝时”“明朝至清朝时期”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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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具有某种同一性,但其发展速度在不同地区却不平衡。就全球而言,中国曾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传统又连绵数千年不断,并以一种深邃而宽宏的气质成为东方文明而与西方文明相互辉映。了解中国历史的过程并释其兴盛、中衰、复兴的奥秘,定将启示今人选择前进的合理途径。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就愈来愈关注中国古今文化的发展规律。

    据古人类学的研究,二百数十万年前的古猿已进化为能人;至距今 200 万年以后,又进化为直立人;到一二十万年以前,则出现了早期智人和现代智人,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

    据最新的遗传基因研究,300 多万年前东非的阿法种南猿是人类的直系祖先。最迟在 170 万年前,直立人的足迹已到达中国大陆。至智人阶段,其分布已遍及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约在万年以前,人类开始在西亚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旧石器时代走向以原始的农业和畜养业为生的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定居的聚落并发明了陶器。中国则最迟在8000年以前亦进入这个阶段。人口比前迅速增加,并出现了氏族 — 部落的中心聚落。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以氏族对婚制为基础的母系氏族制,此时达到繁荣阶段。

    人类约从5000年前起,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及埃及最早进入文明时代。中国此时亦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在5000年前至 4000 年前,黄河、长江的中下游等地,已陆续进入铜石并用时期;轮制陶器和玉器制作的发达,还有城市型聚落的纷纷形成,暗示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专业性手工业的普遍存在;工程浩大的建筑台基和大型祭祀场地以及有丰富随葬品的氏族贵族墓地的出现,标志着贫富分化已制度化,母系氏族制正转变为父系氏族的家长制。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各地的原始文化由于适应不同的环境,形成了六大主要的文化区。至文明时代来临的前夜,杭州湾至太湖区域一带的文化发展程度最高。4000多年前的一场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摧垮了黄河、长江下游最为发达的文化,于是,黄河中游就最先进入文明时代。

    公元前21世纪,在豫西、晋南之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夏及其后的商、周(西周)三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三代疆域的中心是在中原地区,但周围的附庸国很多,尤其是西周王朝分封到各地的诸侯控制着华北平原直至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段,这就为中国能形成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准备了重要的聚合条件。

    在世界范围内,三代的青铜文明极其辉煌,并独具特色。其王位继承从原先由氏族成员推举的禅让制,经兄终弟及制,转变为嫡长继嗣制。至西周,又形成了一套依血缘亲疏分等级的宗法制和衣食住行皆要分明尊卑的礼仪制度。为服从这种制度,铸造出了世界上最精美的青铜礼乐器。它如同木构建筑、居住制度和服饰、饮食、婚丧嫁娶等礼俗一样,也成为一种中国特有的传统,并对四周少数民族产生着愈来愈多的影响。这样,中国刚刚进入文明时代,其文化便具有了能形成长期传统和不断扩大其影响范围的基础。

    中国在两周之际,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新的锐利的工具促进了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于是,至春秋中期以后,城市大量兴起,金属铸币出现,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走向解体阶段,逐渐出现了自由农民。当人们的思想开始从公社制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后,哲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形成的各家思想中,儒家学说影响力最大,并且在西汉中期后成为统治中国达2000年之久的正统思想。

    公元前221年,由陇东至关中发展起来的秦国在秦始皇时期灭掉了其他的诸侯国,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秦始皇在全国设立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筑长城,修驰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确立了中国能长期统一的基础。这个基础,至数十年以后的汉武帝时又得到进一步巩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特点的、有别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在此时被定为官学传布。

    与村社解体同步出现的土地私有制,秦汉时已由官府确认,大土地所有制便迅速发展起来。从东汉到隋唐,世代相袭的门阀大族控制着大批部曲,以徭役劳动为主的大庄园逐渐成为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自由农民的破产是其转化为依附农民的前提条件,这就激发起规模空前的汉末黄巾大起义,并摧垮了东汉王朝。在此机缘下,四周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北边的游牧民族,或纷纷进入中原,或就地建立自己的王朝,出现了历时 300 余年的政权分立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但汉族与许多少数民族却大大加快了融合的速度,并且与四邻国家,尤其是与中亚、西亚的文化空前交融,为隋唐时期疆域的扩大和文化艺术的繁荣增添了重要因素。隋、唐两代南北重新统一,并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对四邻国家的影响亦随之增大。西汉开通的丝绸之路到唐代更为畅通,东西方进行着空前繁忙的经济文化交流,其起点长安、洛阳两京亦成为当时人口最多、最为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

    唐代社会仍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继续实行北朝以来的均田制和百姓要向国家缴纳粮食、布帛及服徭役的租庸调制。但分成收租的租佃制在向前发展,至中晚唐时渐占重要位置;租庸调制亦被以土地、资产为标准的分夏秋两次缴纳的两税法代替。社会又前进了一步。

    中晚唐时,藩镇割据局面严重,再经唐末黄巢起义的打击,唐王朝的统治局面已趋崩溃,接着便是六七十年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随后则是辽、西夏与北宋的并立及金与南宋的并立。12 世纪末,大漠以北的蒙古族兴盛起来,并在公元1271年建立元朝,公元 1279 年灭南宋,再次统一了全国。

    两宋时期尽管民族矛盾尖锐,战争频繁,但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已比过去特别是比盛唐以前大为减弱,租佃制已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再加上耕地面积增长,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皆有新发展,出现了纸币,城市亦由封闭的里坊制转变为店铺与宅第沿街巷而列的开放形态。这些为市民阶层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扩大了疆域,增进了国内的民族融合及中外文化交流,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武力强盛的元朝只存在了90年左右便被明朝取代。中国在长期的封建时期,各王朝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制,至明代更将其推到顶峰。

    在北宋时,已把军权、官吏任免权和财权都收归皇帝掌握,明代更罢去丞相,从中央到地方,对民政、军事和司法都实行绝对皇权。封建的政治制度已发展到极限。但在经济形态中,明中叶后,纺织、制瓷、冶炼等行业中分工更细,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松江等地甚至出现了计日付资的雇佣工匠和以原料换产品的包买商。资本主义萌芽在那一带已经出现了。对农民实行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即各项赋税统一折合为银两,按各户所占田亩数量来征收。这既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又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明代晚期政治极度黑暗,到处发生民变,陕北爆发的李自成起义推翻了明朝。这时期东北的满族正好发达起来,并于公元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公元1636年改国号为清,又在公元 1644 年明亡后乘机入关,镇压各地的抗清力量,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并用 100 多年的时间,把疆域扩大到东至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西抵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北达漠北和外兴安岭,南到南海的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等岛屿。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17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清王朝最为强盛。清朝在中国实行的二百六七十年统治中,大大密切了汉族与满、蒙、回、藏、维吾尔等数十个少数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清朝前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和手工工场也比过去增多。但封建制度已走到了尽端,社会要取得进步,必须改变社会制度。

    而当时,西方的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把中国当作寻求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对象。1840 年,英国首先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俄、日、美、德、意、奥等国又纷纷侵入中国,割占大片领土,设立许多租界地。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但这也大大刺激了中国各民族反抗列强、改变封建制度的意识。1851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提出了远比过去彻底的农民革命纲领。19世纪后叶,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产生,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亦在兴起,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得到了传布,出现了维新思想,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准备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百日维新运动—戊戌变法。

    但一切农民起义和改良运动皆告失败,终于促使人们觉醒,出现了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894 年,孙中山首先在檀香山的华侨中成立兴中会。此后,各地又纷纷成立类似的团体。1905 年,孙中山在东京统一了各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同盟会连年发动武装起义,最后,1911年 10月的武昌起义,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和封建帝制,使中国历史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历史前进的方向是由许多复杂因素决定的。但回顾中国历史的已往过程,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共同体,具有深邃的智慧、强大的凝聚力和汲取其他民族优点的勇气,尽管遇到过若干次的挫折、伤痛甚至迷惘,终是会复苏过来而再度兴旺发达。

如果看到了中国历史的这些特点,无疑将尊重和爱护这些特点,使其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俞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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